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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这种指挥，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，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。
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，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、也不需要管理兵粮，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。
没人愿意停下来，停下来就是死，只能跟着大队行动，在豫西翻山越岭。
每一个层级的队伍，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，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，让走就走，让停就停。
走的时候只管行军，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，随处安营，打马草的打马草、该打粮的去打粮。
染病的人在各大队队、减员，躺在地上等死。
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，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，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，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、山间堡寨。
他们经过的地方处处烽火，如同长了四脚的移动城寨，将那些曾经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堡寨攻陷，杀掠富户、裹挟贫户，继而赶往下一个县城。
能攻下城池，就攻。
攻不下来，则浅尝辄止，该撤就撤，继续走。
农民军组织形式的一大特性，就是必须流动。
人少的时候要走，在哪儿停下都不安全；人多的时候更要走，停下来人的心就散了。
攻不下城池要走，停下来没有粮食吃；攻下了城池更要走，因为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他们吃。
当然路上张一川也没闲着，疯狂翻看大元帅的《救荒定疫书》，命军队沿途袭击堡寨、城池，着重搜寻医匠、药材，将感染瘟疫的农民军留在攻陷的堡寨里，留下医匠药物，教其自救。
至于进攻洛阳，则是因为福王海内巨富之名早就名传天下，张一川料想福藩惹得天妒人怨，攻打起来应该很容易。
张一川的部队先攻打河南府的永宁县，试图为攻打洛阳城筹集军资，并建立稳固的后方粮道，能够待瘟疫结束后与陕西的刘承宗寻求人才支援。
永宁城内有个致仕乡绅张论，尤其知兵。
此人在天启元年到四年间任四川巡按，其间爆发奢安之乱，他跟巡抚标营一起防守成都府城；崇祯二年任四川巡抚，以平叛功勋得了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荫官。
他在城外修了几座城寨，安置了一批战伤残疾的巴蜀旧
部老兵，在城外初闻贼至的消息，便将老兵收进城内。
同时与知县武大烈、军官马有义一同讨论战守，此外还捐出家财募兵固守。
以至于这座小城虽然有个万安王府，但王府只是不出钱出力，并没有起到什么反效果。
实际上大明的王爷，第一等贤王自然是肃藩那种，在地方不做坏事、遇事敢出钱出力，平素里再做些善事。
但那可遇不可求。
正常的王爷都是秦王、韩王、福王、潞王这种，王府出一堆女干人，自己昏聩不理事，理事也不通人性，遇着大事没担当，不出钱、不出力，基本上城里有没有这个王府都一个德行。
没啥正面效果。
最次一等的王爷，就是现在的唐王，朱聿键这种。
虽然唐藩给朝廷捐银子最积极，动不动就捐个三千两，但架不住朱聿键这个人，几乎是藩王版本的崇祯，自我又教条。
内乡县的知县艾毓初，在流贼薄城时守城有功，因为没有早晚拜谒，被他拿祖制弹劾，弄到大牢里去了。
还有南阳府的知府陈振豪。
崇祯五年，唐王出银千两，让知府修城墙。
陈振豪对此事非常不满，认为这不是藩王的职责，所以没有差遣徭役派工提供支持。
等到崇祯六年流贼来了，陈振豪为守城把唐府仪卫调到南阳城墙上守女墙，战后又被唐王告了，说他擅取仪卫守陴。
现在南阳知府陈振豪在刑部大牢里躺着呢。
藩王干预朝政，致使地方官员受罚，崇祯以来就唐王一个，可以说震惊朝野。
在唐王诸多别出心裁的弹劾中，唯一一个幸存者是卢象升。
卢象升领兵平叛过境南阳府，没进城拜谒，唐王告状指责其失了人臣之礼。
崇祯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了，唐王就是在奉承司里被关傻了。
他在奉承司里被爷爷囚禁了十六年，对世间一切规则，了解来源不是实际生活，而是大明律法里的宗室管理办法。
以至于其继承王位之后，一切找存在感的行为，对地方起到的作用是真真正正的反效果。
地方官都被他搞没了，他自己又不能以藩王之身接手工作，遇到战事只知道告状，还能咋办呢？
所以其实整个河南，现在最好打的地方，不是福王所在的河南府，而是唐王所在的南阳府。
而就在张一川攻打永宁县的时候，河南府城洛阳的官府就已经行动起来。
驻扎此地的巡抚陈必谦、福藩亲王、参政、参将等官员联名向府内全境发布告示，命令各县严防死守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