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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运？
李敏、黄肃等人连连摇头。
唐宗鲁叹了一口气，直言道：“海运有利，我等如何不知。只是，不说这海利不容易来啊，就说陛下那里也不答应啊。何况在四年时，陛下下了一道旨意，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、台、庆元三府，及兰秀山无田梁之民，凡十一万余人，隶各卫为军，且禁沿海民私出海……”
顾正臣听闻，心头微微沉重。
洪武六年，朱元璋还没有罢宁波、泉州、广州三市舶提举司，但大明王朝的海禁，已经开始了。
开始的时间，是洪武四年。
穿越晚了一步吗？
顾正臣暗暗握了握拳头，朱元璋是一个天才的军事家，也是一个匡兴汉族、了不起的帝王，但他本身的学识与眼光有限，不知道海权的重要性。
大明时期的海权，关系的可不是一个王朝的兴衰，而是一个民族的兴衰，是东方与西方气运所在！
从某种意义上来说，东西方国运的转折点，大致就在于明代，在于航海事业。
正是因为海禁，中华文明错失了对外了解的窗口。
李敏、黄肃等人都知道香料这东西有多金贵，在金陵更是紧俏货物，十两银未必能买来一斤胡椒。
除了海上敌对势力的威胁与袭扰，大明也没空搞什么远航贸易，休养生息，鼓励垦荒，大规模屯田，发展农桑这才是正事，别说什么远航贸易，甚至连商业也颇有些“不屑一顾”。
据文献记载，洪武十三年的时候，吏部上书：“税课司岁征额米不足五百石者，凡三百六十四处，宜罢之。”
也就是说，有三百六十四个税课司，一年收上来的商税，还不到这点钱。而当时全国的税课司总数量，仅仅只有四百余！
换言之，整个大明国内，一年收上来超出三百两的课税司，仅仅只有三四十个……
当然，直接将国运的衰落归咎在老朱海禁政策上是不道德且不正确的。
不过老陈后来被真正的航海王郑和给收拾了。
可想要拉动大明的国库收入，海运海利是很难舍弃的一环。
顾正臣小心地引导。
事实上，即使给了大明观察世界的窗口，也未必会通过这个窗口学习太多，吸收太多，转变太多。
人家来一趟，带来了五百贯钱的货物，临走的时候，老朱非要送人家三千贯的礼物，这长期以来，谁能承受得了，别说市舶司，就是世博会这样搞也赚不了钱啊。
加上历朝历代“重本抑末、重农抑商”的惯性思维，老朱做出海禁政策，就当时来说，是存在着一定合理性的。
虽然后来有隆庆开关，但大明的航海事业已经受挫。
很多人不了解明初时期的海禁背景，大明开国初期，张士诚、方国珍残余势力频频骚扰朱明王朝，还与“海道”勾结，对沿海地区构成了极大灾难。
洪武时期，老朱作出海禁政策，并不能说完全错误，抛开原因直接说结果是不合适的。
在大明主要精力放在元廷身上时，大海的问题只能搁置，禁海闭关，成为了减少沿海损失、减少百姓与海匪勾结的一种政策选项。
一些史料记载：
“张士诚、方国珍余党导倭寇出没海上，焚居民，掠货财，北自辽海、山东，南抵闽、浙、东粤，滨海之区无岁不被其害。”
老朱关闭大海，不是自我封闭的需要，而是自我保护的需要。
只是这种政策，是对内臣民，而不是对敌人，所取得的效果有限。
因为在明年，也就是洪武七年九月初九，朱元璋将会废罢宁波、泉州、广州三市舶提举司，这也意味着海禁的进一步强化！
若任由海禁步步强化，那大明王朝想要重开大海，三十一年内是别想了。
这些闹事的不在少数，动辄就是几千人，上万人，乃至数万人的规模，已经不是小股势力，也不是小打小闹可以解决的。
“海上贼寇横行，确实是个问题。然一味被动防守，既不利沿海百姓营生，也无法根绝贼寇。何况大海利在长远，若是朝廷能兴大海舟，远航靖海，铺平贸易之路。哪怕是以官为主，其利也不可忽视。就以香料来论，那东西运到金陵，顷刻便是大量银钱……”
顾正臣之所以在此时对工部尚书等人提出远航建议，是为了借他们之口，去影响与改变朱元璋的意志。
当然，现在的市舶司运作很失败，甚至是亏本运行，被裁撤掉无可厚非，关键是这种亏本不是民间与海外的贸易造成的，而是大明官府与海外诸国的官方贸易造成的，是老朱定下的“厚往薄来”政策造成的。
而这里的五百石米，大致折合二百五十两至三百两。
而这也从侧面佐证了一点，大明的商税数量，可怜得令人想哭。
老朱的错，不在于海禁，而在于他太过偏执，希望一个固化的框架来运行大明，不允许后世接班人擅自改变“祖宗成法”！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