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所以这种指挥,并不会像刘承宗统率数万大军那样,撞上指挥能力的瓶颈。
因为张一川管的没有那么多,他既不需要管理驻地、也不需要管理兵粮,因为他们有足够多的后勤人员。
没人愿意停下来,停下来就是死,只能跟着大队行动,在豫西翻山越岭。
每一个层级的队伍,都只知道上级队伍的准确位置,每日早晚各派人报告一次,让走就走,让停就停。
走的时候只管行军,停的时候各个大队乃至各个小队各顾各的事,随处安营,打马草的打马草、该打粮的去打粮。
染病的人在各大队队、减员,躺在地上等死。
一时间五营参将标下,几十个大队漫山遍野排出方圆几十里地的宽度,整个队伍就如滚雪球一般地膨胀起来,呼啸掠过一个个郊野村落、山间堡寨。
他们经过的地方处处烽火,如同长了四脚的移动城寨,将那些曾经把他们拒之门外的堡寨攻陷,杀掠富户、裹挟贫户,继而赶往下一个县城。
能攻下城池,就攻。
攻不下来,则浅尝辄止,该撤就撤,继续走。
农民军组织形式的一大特性,就是必须流动。
人少的时候要走,在哪儿停下都不安全;人多的时候更要走,停下来人的心就散了。
攻不下城池要走,停下来没有粮食吃;攻下了城池更要走,因为一个地方的粮食不够他们吃。
当然路上张一川也没闲着,疯狂翻看大元帅的《救荒定疫书》,命军队沿途袭击堡寨、城池,着重搜寻医匠、药材,将感染瘟疫的农民军留在攻陷的堡寨里,留下医匠药物,教其自救。
至于进攻洛阳,则是因为福王海内巨富之名早就名传天下,张一川料想福藩惹得天妒人怨,攻打起来应该很容易。
张一川的部队先攻打河南府的永宁县,试图为攻打洛阳城筹集军资,并建立稳固的后方粮道,能够待瘟疫结束后与陕西的刘承宗寻求人才支援。
永宁城内有个致仕乡绅张论,尤其知兵。
此人在天启元年到四年间任四川巡按,其间爆发奢安之乱,他跟巡抚标营一起防守成都府城;崇祯二年任四川巡抚,以平叛功勋得了世袭锦衣卫指挥使的荫官。
他在城外修了几座城寨,安置了一批战伤残疾的巴蜀旧
部老兵,在城外初闻贼至的消息,便将老兵收进城内。
同时与知县武大烈、军官马有义一同讨论战守,此外还捐出家财募兵固守。
以至于这座小城虽然有个万安王府,但王府只是不出钱出力,并没有起到什么反效果。
实际上大明的王爷,第一等贤王自然是肃藩那种,在地方不做坏事、遇事敢出钱出力,平素里再做些善事。
但那可遇不可求。
正常的王爷都是秦王、韩王、福王、潞王这种,王府出一堆女干人,自己昏聩不理事,理事也不通人性,遇着大事没担当,不出钱、不出力,基本上城里有没有这个王府都一个德行。
没啥正面效果。
最次一等的王爷,就是现在的唐王,朱聿键这种。
虽然唐藩给朝廷捐银子最积极,动不动就捐个三千两,但架不住朱聿键这个人,几乎是藩王版本的崇祯,自我又教条。
内乡县的知县艾毓初,在流贼薄城时守城有功,因为没有早晚拜谒,被他拿祖制弹劾,弄到大牢里去了。
还有南阳府的知府陈振豪。
崇祯五年,唐王出银千两,让知府修城墙。
陈振豪对此事非常不满,认为这不是藩王的职责,所以没有差遣徭役派工提供支持。
等到崇祯六年流贼来了,陈振豪为守城把唐府仪卫调到南阳城墙上守女墙,战后又被唐王告了,说他擅取仪卫守陴。
现在南阳知府陈振豪在刑部大牢里躺着呢。
藩王干预朝政,致使地方官员受罚,崇祯以来就唐王一个,可以说震惊朝野。
在唐王诸多别出心裁的弹劾中,唯一一个幸存者是卢象升。
卢象升领兵平叛过境南阳府,没进城拜谒,唐王告状指责其失了人臣之礼。
崇祯这时候已经反应过来了,唐王就是在奉承司里被关傻了。
他在奉承司里被爷爷囚禁了十六年,对世间一切规则,了解来源不是实际生活,而是大明律法里的宗室管理办法。
以至于其继承王位之后,一切找存在感的行为,对地方起到的作用是真真正正的反效果。
地方官都被他搞没了,他自己又不能以藩王之身接手工作,遇到战事只知道告状,还能咋办呢?
所以其实整个河南,现在最好打的地方,不是福王所在的河南府,而是唐王所在的南阳府。
而就在张一川攻打永宁县的时候,河南府城洛阳的官府就已经行动起来。
驻扎此地的巡抚陈必谦、福藩亲王、参政、参将等官员联名向府内全境发布告示,命令各县严防死守